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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主义赞歌
2015年05月04日 阅读:

    后人给“五四运动”赋予的意义越多,那场运动在今天看起来就越发地面目模糊。沿时间向度向前追溯90年,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情,远没有如今天这般排列得如此清楚,也许并没有承载那么多后人附加在它身上的意义。

    人们常常习惯于把某个时间的节点作为划时代的标志,却忽略历史的延续性。比如看一看民国初建之时的政要名单就会发现,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张勋、张作霖等等,无一不是晚清政局中的要角。

    同样,五四运动也并非一个孤立的学生运动,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探讨五四之幕如何开启,才显得顺理成章。

    1

    得从“二十一条”说起。

    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暗寒冷的傍晚,违反正常的外交途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私人会晤之时,提交了几页纸写文件,文件用纸上,印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日置益要求袁世凯:要“绝对保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

    文件内容,便是对中国人自尊心伤害超过任何坚船利炮的“二十一条”。按照条约,中国几乎尽在日本掌控之中。

    袁世凯意识到非同小可,当天晚上随即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陆军总长段祺瑞、税务督办梁士诒,商量日本要求。

    经过了4天的连续会议,这些习惯于舞枪弄棒的军阀和官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决定利用新闻界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

    24日,美使芮恩施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了“二十一条”大概。同一天,北京的报纸率先登出了日本要求的消息。

    中国政府想利用外国的设想未能实现,那些外国人关心的只是本国在中国的利益。但是中国的公众舆论在这一时期第一次有了发言的机会,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所表达出来的民族屈辱感的心声,全国上下到处可闻。

    日置益在与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第三次会见时,责备中国政府一反惯例,不但不压制舆论,反而利用这种舆论。陆对这种指责的回答是:“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这当然是谎话,只是用来作为对付日本人的理由,只是看上去是冠冕堂皇的。

    中国国民抵制日货的行动也在那个时期蓬勃发展起来。政府虽然迫于日本的压力,屡下禁令,但是屡禁不止。这一运动一直延续到4年之后的五四运动,并且引发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一场最后对簿公堂的商战。建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的先驱,从建立之初便一直有日本股份。在当时的形势下,商务为了自己的形象,于1919年1月14日在《申报》刊出广告,申明“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收回”。但中华书局在进行宣传时,一方面强调自己是纯正的华商股份,一方面指摘商务含有日本股份。一时间,商务和中华两家出版大鳄之间,剑拔弩张,是为这大时代背景中的小插曲。

    袁世凯政府虽然力图周旋,但是依然不能抵抗日本的压力。5月7日,日置益向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政府5月9日6时之前做出答复。8日,袁世凯召集黎元洪、徐世昌以及各部总长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日本要求。9日夜,外交部照会日置益,承认日本的最后通牒。

    5月7日和9日,很快就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之后五四运动的两个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此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而在这一时期负责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三个官员:章宗祥、曹汝霖、陆徵祥,则成了几年之后学生运动的矛头所指。

    2

    “二十一条”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中国学生月刊》——当时留美学生的声音主要通过这个杂志传达出来,在这份杂志的3月号上,几乎用了所有的篇幅来讨论“二十一条”。

    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正如其中的一篇社论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依照民族的最高利益去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不惜牺牲性命。……中国需要人才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迫切……因而我们的职责十分明确:返回祖国!”甚至有些学生想在暑假期间到美国军部主办的军事营地去受训。

    胡适没有跟随这种潮流,他那时候正担任《中国学生月刊》的编辑。胡适写了一封《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保持“爱国的清醒头脑”。胡适说,作为学生,当时的任务“就是读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胡适甚至说:“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胡适给自己招来一片骂声。立刻有文章反驳胡适的建议不是什么“爱国的清醒”,而是“不爱国的糊涂”。胡适身边的同学更加直接地给了他一个称呼:“卖国贼”。

    但是胡适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半年后,胡适写道:“新潮之来不可止”,预言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而他自己在一年之后则做了这场革命的领导者。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在留学生归国的热潮当中,因为参与反袁“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到日本的陈独秀在1915年夏天回到了上海。9月15日,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

    在那篇脍炙人口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给当时的青年们提出了6条行为原则: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份杂志让远在美国的胡适感到耳目一新,他把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想法寄给了陈独秀。然后,以《文学改良刍议》的标题发表在《新青年》上,谁也没有想到,这篇语气平和的文章,竟然在那个时代掀起了巨浪狂风,成为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炮。

    不过,正像陈独秀后来总结的那样:(胡)态度太平和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了这个太持重的缺点……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其时,陈独秀的主要活动还主要集中在上海。国内外新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如吴稚晖、胡适、李大钊、刘半农等人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十分密切。

    这一切,到了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才有了改变。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把陈独秀拉进了北大的阵营,胡适也“如今我们回来了”。在进入北大之前,陈独秀已经和易白沙、吴虞等人形成了反儒教的观点,并且把自己的信条归结成两条:德先生和赛先生。

    蔡元培担纲北大之后,北大呈现出了新气象。1918年冬天,一帮既有新思想又有活动能力的学生创办了一份《新潮》杂志。那帮学生,如罗家伦、傅斯年等人,后来大多数成了五四运动的带头人。

    3

    很多人惊讶于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对于北大大刀阔斧的改革,每一项措施几乎都是一步到位。这跟蔡元培的资历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即使蔡元培这样的老资历,也存在压力。他的压力来自保守主义阵营。

    林纾是当时保守派最有影响的代表。林纾虽然不懂英文,但是凭借助手的帮助,翻译了大量的欧美小说,《茶花女》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可怜一部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但是林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对与其说主动出击,倒不如说是被动应战。

    新文化阵营中的人们干劲十足,但是觉得缺少关注。他们需要一个靶子。

    林纾被他们选中。

    1918年3月15日,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旧派文人的口吻写了一封致《新青年》编者的信,信中对林纾充满褒扬之辞,并对《新青年》做出批评。随后,刘半农对此信做出答复,逐一反驳,极尽刻薄。

    林纾开始还手。1919年2月和3月,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发表两篇短篇小说,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其中的一篇《荆生》,被写入历史教材。林纾从此成了反面人物。不过,林纾后来在报纸撰文,承认那两篇故事具有侮辱性,并向蔡元培等人道歉。这种态度受到了新文化阵营中陈独秀的赞扬。

    1919年3月18日,林纾还给蔡元培写过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信,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同一天,蔡元培给林纾回了一封长信,后来被人广泛征引。在那封信中,蔡元培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但是纵览蔡元培回信的原文就会发现,即使是蔡元培,在面对旧阵营指责的时候,也有闪烁其词的地方。比如他否认或缩小新文化运动的教授们所提倡的东西。对此,周策纵先生在其名著《五四运动》中分析:在那种环境下,即在落后的军阀政府统治下和在保守势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蔡的答复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大学免受政府的干涉。

    4

    一个林纾不会让蔡元培产生如此的顾虑。让蔡元培感受到压力的,是当时林纾所代表的保守势力。

    早在民国初造之时,许多出身于清室的军政要人即使在进入民国体制之后,仍然公开表示效忠清朝。比如新疆都督袁大化拒绝废除顶戴,自称为都督兼巡抚部院;甘肃都督赵惟熙不但自己保留辫子,还禁止他属下的人民剪掉辫子;冯国璋任禁卫军军统时,因恐“两宫触目生悲”,下令禁止北京南苑人民悬挂国旗;最有名的,当属张勋的辫子军……如此等等。

    1914年,社会上帝制复辟的气息空前浓厚。当时,两种不同的帝制派同时出现,一种是主张拥戴袁世凯做新皇帝的袁党,另一种则是主张清朝复辟的前清遗老。

    袁世凯对于这种复辟的主张采取了纵容态度。对于袁世凯称帝最积极的,是他的儿子袁克定和以杨度为首的“筹安六君子”。

    1915年初,梁启超收到袁克定的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梁启超到达之后,发现只有主人和杨度一个客人在场,不免感到惊讶。袁克定对此的解释是:“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聊天。”进入话题之后,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梁:“进来舆论都说共和制度不适合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来得突然,让梁启超感觉到了袁氏父子帝制自为的企图,半晌才回答:“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

    6月,梁启超到南京拜访冯国璋,冯是同时和梁与袁来往密切的人物,梁启超企图通过冯国璋打探袁世凯的真实意图。6月27日,两人同时到了北京,冯国璋一连三次谒见袁世凯,每次谈到帝制问题,袁世凯都坚决地予以否认。

     但是在之后的12月31日,袁世凯在各种“请愿团”的“敦促”之下,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袁世凯终于当上了皇帝。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精英层面,共和体制已经深入人心。这种现象与底层社会渴望“皇帝”的心理形成鲜明对比,正好符合余英时先生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交激荡的历史断论。

    袁世凯称帝,开了历史倒车。各地反袁势力纷纷揭竿而起。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地位,不得不宣布废除帝制。短命的洪宪帝制,前后只存在了83天。

    虽然保住了总统地位,但袁世凯大势已去,6月6日,袁世凯死了,临终前,他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像是为自己辩护。有好事史家认为,在当时日本对中国步步紧逼的情势下,袁世凯帝制自为,是想通过称帝集结中国当时散乱的权力布局,以达到与日本抗衡的目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是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手中。而段祺瑞的参谋长徐树铮,正是林纾小说《荆生》中“伟丈夫”的原型。

     新思想与旧势力,开始短兵相接了。

     5

    1916年10月,寺内正毅继大隈重信出任日本首相,当时日本经济正经历着空前的战时繁荣。其财政大臣胜田提出“菊分根”政策,其目的是通过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根基,并使中国殖民化。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这项政策使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

    昔日老袁,今日小段。段祺瑞与袁世凯,脱胎于同一个政治母体。

    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曾经力主对日本强硬的段祺瑞,开始越来越倾向日本。从1918年的3月到5月这段时间,在得到段祺瑞的许可后,中日就《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进行谈判。根据协定,中国政府允许日本有权在北满洲和外蒙古驻军,允许日本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为中国海军和陆军配备日本教官,此外日本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权力。虽然谈判是在严加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屏蔽此推广内容5月5日,中国留日学生不顾日本警察的干涉,举行了一次集会,会上做出决议,所有留日学生5月20日集体回国。在第二天的另外一次集会上,46名中国学生被日本警察逮捕,这激起了中国学生更大的愤怒。他们返回日本,声称条约因其军事性质不能公开。没有哪个归国而来的留学生理会这个指令。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5月21日,北京许多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等高校的2000多名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上午9点,学生们聚集在新华门总统府的会客室前,要求会见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等人接见学生,劝说他们回校,但是没有奏效。最后冯国璋会见了13个学生代表,并承诺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学生们才开始散去。这次的学生代表,如段锡朋、许德珩等人,翌年都成了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那时候,巴黎和会还没有召开,但五四之幕已经开启。舒缓的历史河流,经历了数年的酝酿,又一次迎来了激流勇进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