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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陈云的学习观
2015年06月25日 阅读:

      从1937年底到1945年,陈云在延安工作的7年多时间,是一生好学的他学习最紧张、收获最大的时期之一。他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发表了多次演讲,对学习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

       把学习理论和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结合起来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这是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在延安提出来的。陈云指出,对于学习的意义认识得够不够,是决定我们能否下决心学习的关键。

  陈云把学习理论同解决思想方法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两学”,即学理论和学正确的思想方法,并说,“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对党对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

  陈云始终强调要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他认为这是我们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的重要保证。他结合自身的经历说:“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如此强调思想方法的重要性,使陈云深受启发,他对于学习哲学解决思想方法问题的重要性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

  陈云特别强调党员干部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认为学习理论和参加实际工作都是每个共产党员不可或缺的责任。针对党内存在的忽视理论学习或不愿在工作中学习的现象,陈云认为,要把理论学习和实践经验两者结合起来,只停于实际,就不会有远大目光,只停于高远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借口学习理论而不愿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埋头工作而不在工作中抽暇学习理论的倾向,都必须纠正。

       高级干部要带头学文化学科学

  陈云认为,学习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党的老干部、高级干部尤其应当重视学习,要在学习方面起好带头作用,成为学习的榜样。

  陈云在延安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他以身作则,带头学习。陈云阅读的书籍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关于党的基本理论的书籍,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主义概论》等。一类是关于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如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一类是哲学方面的书籍,包括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马列主义原著中涉及到的哲学著述以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陈云不光自己刻苦学,还带动周围党员干部加强学习。为了响应毛泽东在全党普遍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陈云组织中央组织部机关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这就是在延安很有名气的“窑洞大学”,前后坚持了5年。为了让党员干部坐下来学习,陈云规定,早上吃饭早一点,集中这个时间学习。陈云提倡“挤”的学习方法,得到毛泽东的赞扬。“窑洞大学”以学习哲学为主要内容,陈云和其他学员一起学习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政治经济学》、《哲学概论》等,有的学员还学习了《资本论》、《列宁全集》中的一些重要文章。通过学习,大大提高了学员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自觉抵制“左”右倾错误的能力,为以后的革命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

     学习要有良好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陈云认为,要使学习取得实效,必须要有良好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在学习态度方面,陈云重视自我批评对学习的进步作用,他认为:“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学习的宝贵的武器,虚心地接受党的批评是一个党员进步的必要条件。好的共产党员,对党的每个批评都必须以诚恳的态度、愉快的态度去接受和了解,以改正自己的错误。”其次要有谦虚好学的态度,要坚定学习的信心。他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或者不愿学习。我们反对那种‘自高自大’、‘自称高明’的倾向,反对那种不愿学习或者对学习没有信心的现象。一个共产党员是难得机会长时期在课堂上学习的,因此,必须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这一点必须有坚持的精神才能做到。”

  除了必须具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外,陈云强调党员干部还必须学会和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一是坚持自学。陈云认为,党员干部学习主要不是进学校,而是靠自学。他说党员干部坚持自学主要是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因为进学校学习的时间并不长,最多不过是两年。如果我们下决心要学文化,是不是住两年学校就可以解决问题呢?我看不可能。学习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要做长期的打算。第二,大家都进学校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作离不开。在工作中学习是最主要的办法,是最靠得住的办法,只要身上揣着几本书,摆在干粮袋里,闲的时候就看一看。”二是做笔记。陈云主张读书要做笔记,做读书笔记有两个好处:第一,让你多读几次,第二,是逼着你聚精会神,认真思索,使你了解深刻些,而不像随便看过去那样模模糊糊。

  (摘编自《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年第3期 湛风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