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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的建党贡献
2015年06月25日 阅读:

       先要“治学”

  蔡和森善于读书、精于写作、勤于思考、敢于创新,既苦读有字之书,也与青年毛泽东一道爱读“无字之书”,堪称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他16岁才入读初小3年级,短短6年时间里就完成了从小学到高等师范的全部学业,显示了强烈的好学上进精神。他读书废寝忘食,才学出众,新民学会会友评价“林彬(蔡和森)是思想家”。在法国,他每天字典不离手,在公园里边锻炼身体边利用字典和报纸自学法语,看书读报专心致志,有时甚至都迷了路。凭着这种刻苦态度,仅仅四五个月,他用“猛看猛译”的方法,研究了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基本情况,译出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重要章节,认定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在大洋彼岸第一个呐喊出当时的最强音——“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说过,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在革命斗争中更能学到和掌握马列主义真理。他主编《向导》期间,据当时住在一起的罗章龙回忆:“他能整天坐在房子里埋头阅读或写作。当他接触到有趣的文句时,还常常一个人在房子里发出咯咯的笑声。他往往记不起吃饭,专心专意地为革命写作……有时晚上写作疲倦了,他不解衣服不脱鞋,横倒在床上休息一下。没多久,他又骨碌爬起来继续写作,直到天明。他在《向导》周报上发表的这么多文章,就是这样刻苦认真地写出来的。”

  源在“治心”

  青少年时代,蔡和森就立下了“匡时救民”的理想。赴法勤工俭学,在“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后,他认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在他的影响下,包括向警予在内的许多赴法青年都放弃了教育救国、改良主义等主张,和他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

  他多次谈到,党员应该确信马克思主义、坚信共产主义,“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还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忠诚。面对遭到错误批判,被撤销中央领导职务的挫折,他不抱怨、不悲观,仍然坚持革命与斗争;面对事关中国革命兴衰成败的大是大非问题,他不沉默、不回避,积极参与关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讨论,诚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期对克服和消除党内“左”右倾错误有所贡献;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始终横眉冷对,绝不苟且偷生,献身理想在所不惜。

  蔡和森注重思想建设,认为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宣传者”,党应该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各项政策主张。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后,负责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既当主编,又是主要撰稿人。《向导》被广大读者誉为点亮心灵的“一盏明灯”,是中华民族的“福音”,四万万苦难同胞的“先锋队”和“救命符”。

  重在“治纪”

  法纪不彰,谈何从严?

  蔡和森非常重视党的纪律问题。1920年9月16日,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首次提出了“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的科学概念,认为“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蔡和森1921年底从法国回国后,长期留在中央工作,在党的五大、六大上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他在党内身居高位,从不当特殊党员,而是以身作则坚守党的纪律。虽然生活困窘,还长期被哮喘病折磨,但从未被金钱利益所俘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依然严守党的机密。

  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谈到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指明发挥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作用,“党的机关所要注意的是,不要怕群众,不要怕讨论或批评”。人民群众才是管党治党的智慧源泉,依靠力量。从严治党要全面推进,离不开铁的纪律和强有力的监督。只有正风肃纪,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党内不良风气“潜伏”再深也无所遁形。

  贵在“治行”

  蔡和森曾经提出“有理论有行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他在法国期间组织领导了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多次斗争,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批建党骨干,成为留法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我党旅法支部的创始人之一。

  蔡和森始终英勇地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他倡导“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认为这种组织方法有利于党打入敌人内部酿风潮。他身体力行,积极参加群众运动,参与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并通过组织工人夜校,向群众传播革命的种子。

  最无私无畏的行动莫过于献出生命。蔡和森一生追求真理,勇于牺牲,为了崇高的理想和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最后一滴鲜血。

  (摘编自《湘潮》2015年第5期 张志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