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English
首页 >> 党务工作 >> 党史博览
抗战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2015年08月21日 阅读: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高度重视和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把纪律摆在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首要位置。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总结建党十七年来的斗争经验,着重阐述了纪律的重要性。他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领导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并被全党所普遍接受。

  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党已经意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鉴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和王明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央名义对外发布宣言、意见的错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重申了党的政治和组织纪律:党的决议和文件,未经决定发表或报告、传达,不得向会外任何人泄露;不得在组织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党组织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未经党组织同意或委托,不得以组织名义对外发表言论与文件等。

  严明组织纪律,查处违纪行为,是延安时期纪律建设的重要举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有些党员不愿意去前线和敌后根据地等环境艰苦险恶的地方工作,不服从组织决定。当时有一位叫刘力功的新党员,在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毕业之后,在工作分配问题上与组织讲条件,党组织多次教育仍不服从组织分配。经中央党务委员会讨论,认为应该坚决开除他的党籍,以维护党的纪律。中央组织部遂开除刘力功党籍,并公布全党,以示警诫。

  除此之外,延安时期还严肃处理了黄克功、刘振球、肖玉璧等违法乱纪者,这些案件在当时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先说黄克功案。1937年10月,26岁的“老革命”、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开枪杀人,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被判处死刑。黄克功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在支持法院判决的回信中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黄克功遂被处决。与黄克功相似,刘振球也为革命立过功。他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并担任长征时期某团政委,而且曾在平型关战役中荣立战功。但后来他贪图享乐,贪污公款数百元,被开除党籍并受到法律制裁。还有一个典型案件是肖玉璧贪腐案。1940年,老红军肖玉璧在担任边区税务分局局长期间,贪污受贿,利用职权私卖军需品,影响极坏。案发后,肖玉璧被开除党籍,边区法院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肖玉璧不服,也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在了解有关情况后,对林伯渠表示,和对黄克功案件一样,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底,肖玉璧被处决。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人例外。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这时将近初冬,中央红军给养面临困难,向红十五军团借款2500银圆,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把仅存的7000银圆毫不犹豫地拿出5000块交给中央红军。多年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中央。”

  1941年,正是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受当时国共关系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实行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绝不能乱花一分钱。曾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向党中央写信检讨。

  (摘编自8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李东方/文)